严歌苓:你触碰了我丨《小说月报》2017年第6期

严歌苓:你触碰了我丨《小说月报》2017年第6期

严歌苓《你触碰了我》(精彩摘录)

原以为再见到刘峰会认不出他来。二十岁他就那样,跟你多熟你扭头就想不起他长什么样。倒不如丑陋,丑陋可以是Logo,丑到一定程度,还惊世骇俗。而他不丑,假如由丑至美分为十个刻度,他的相貌该是五度。穿军装戴军帽的他,可以往美再移一度。尤其穿我们演出的军装,剪裁考究,面料也好,那种羊毛化纤混纺,特挺括。他的相貌没有问题,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。因此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在一个队列里出操,在一个练功房里踢腿下腰,在同一个饭堂里吃“菜脑壳炒肉片”,在同一幢红楼里说谎话、搬是非,总之,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紧密相处,在一起糟蹋青春,都休想记住他长什么样。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,脸庞的海里,我的视线瞬刻就把他钓出水面。而且还是侧面的他。我想叫他,又想,还是等等。

他叫刘峰。假如把对刘峰的形象的描写做一个填空表格,其实也办得到——脸型:圆脸。眉眼:浓眉,单眼皮。鼻子:圆鼻头,鼻梁端正。肤色:细腻白净。个头儿:一米六九。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给挑来上舞台的,三十多年前,从我们那座红楼里出来的,都是军版才子佳人,找不出一张面孔一副身材让你不忍目睹。

曾经作为我们营房的红楼,二十世纪末被夷平了,让一条宽大的马路碾到了地下。红楼那四十八个大小房间里,刘峰留下的痕迹也都被碾为尘土:他补过的墙壁或天花板,他堵过的耗子洞,他钉过的门鼻儿,他拆换过的被白蚁蛀烂的地板条……三十多年前的红楼就高寿了,年近古稀,该算危楼,只是它那极慢的颓塌过程被刘峰推迟。刘峰有瓦匠木匠手艺,把一座三层的危楼当成个巨大的裂缝鸡蛋一样小心捧着,让我们在“钉子户”概念诞生之前无意间做了钉子户。我们无忧无虑地住在危楼里,一住十多年,只是在红楼的腐朽加剧、颓塌提速时异口同声呼喊:“谁去找刘峰?”那种颓塌的突然提速往往表现为某一面墙一夜间龟裂,或芭蕉扇大小的石灰没来由地从天花板脱落,碰到这种时候,我们就这一个好法子:“找刘峰!”

王府井有一群人正在乞讨。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儿丢下一个五角硬币,他们也一视同仁地立正,把孩子当成小首长,嘎嘣脆地行一个标准军礼。我有点儿看不下去,掉开视线,而就在此刻,我看见刘峰也站在围观人群里,平淡的五官反倒被年岁剥蚀得深邃了。他围观的神态可以用去看俩老头儿下棋,也可以用去看老太太们跳秧歌,还可以用去看警察给司机开罚单。

我从刘峰的侧面迂回到他正面。这类平淡脸往往不易老,也不易变,跟同龄人比,他的脸至少嫩七八岁。他是因为“触摸事件”被处理下连队的,下连第二年,就上战场了。

一个旅游团的大汽车在长安街一头的路口停下,下来五六十个西方观光客。一队城管跑步过来,开始驱赶围观者,人群乱了。一个老乞丐看见外国观众来了,领头唱了起来,跟旅游团领队的电喇叭打擂台。等我再次找到好位置站稳,往右侧看,刘峰却不在那儿了。我走出人群,往王府井大街两头寻觅。他不会消失得那么快,除非他存心躲我。我往大街的南头走了一截儿,又转回来往北走,满街陌生人。此刻刘峰一定想让我把他也当个陌生人。

那是三十多年前了。我们的老红楼还是有梦的,多数的梦都美,也都大胆。

红楼的二层三层带长廊,长廊上面张着长长的廊檐。假如你傍晚在三楼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练习曲,目光漫游,越过楼下也带廊檐的回廊,再越过回廊尽头的小排练室,绕过小排练室右侧的冬青小道,往往会看到一个挑着俩大水桶的人,此人便是刘峰。水桶是为隔壁巷子里一个男孩儿担的,男孩儿十七岁,没有父母,巷子里的孩子们叫他“括弧”,因为他那双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对完好的括弧。孩子们说,要是玩球,可以把括弧的两条腿当球门,球踢过去都不会擦着“门框”。括弧走路靠一个高板凳,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,自己再扶着板凳跟一步,他自己两条腿,板凳四条腿,二百米的路程六条腿要走一刻钟。每天傍晚,巷口的自来水龙头开锁售水,全巷子居民都到巷口排队买水。一旦括弧买了水回家,六条腿更忙得不亦乐乎,挪了水桶又挪板凳,最后还要挪自己那双括弧腿,一个铁皮桶水装半满,回到家只剩个底儿。括弧不打水不行,家里烧一口老灶,做的是卖开水生意。刘峰每天从我们院子里挑两担水赠送给括弧,领导问起来,刘峰说咱军队的自来水反正免费嘛。领导想想,觉得没错,子弟兵从吃的到穿的都是老百姓白给的,子弟兵请客送老百姓两桶水还请不起?漫说括弧这样孤苦残疾的老百姓。一个暮夏的傍晚,大家在露天走廊上消食望呆,刘峰就在人们无聊的视野里走过来走过去,两个大水桶水装到要满出来,可担水人有能耐让它滴水不漏。吃撑了的长号手高强吹出一声饱嗝儿似的低沉绵长的号音,呆呆看着冬青小道上轻盈远去的矮子叹道:“哎,怎么就累不死他?他叫什么名字?”旁边的贝斯手曾大胜说:“刘——峰。”

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刘峰,是他调到我们团的第一个月。那天午饭快要结束,一个人蹲在那儿用榔头敲打地板。地板老到什么程度呢?你在这边使劲蹦一下,那边桌上的菜盆都会翻个儿,起码会打哆嗦。榔头敲的,就是一块翘得不像话的地板。那座老宅院九十多年前的主人是个军阀,给我们当营房住的红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两层楼,住了一大一小两个姨太太,三十年代初,又娶进来一个小小姨太太,当家的就在二楼上又加了一层楼。东北边都爆发“九一八”了,西南边照样娶姨太太,什么危难下成都人都是享福无罪。知道故事的人细看,三楼的红色跟下面两层楼是有细微差别的。用同样的红砖,从红楼里铺出一条路,头顶青瓦廊檐,两侧墨绿木柱子,一直通往一个亭子。我们的小排练室是在亭子的基础上扩建的,因此形状古怪,冬冷夏热。再往大门口方向走,就是我们的饭堂,过去是姨太太们的小戏园子,后来抗日了,成都做了大后方,戏台拆了,改成舞厅。这个院子里马夫、老妈子、小丫头的房子都不是好好盖的,到解放军和平解放四川,已经颓败得差不多了,被拆掉盖了两排平房,比老妈子、小丫头的房还简易,新住户们是文工团带家属的干部。最新的建筑是我们的练功房,也叫大排练厅,是六十年代的建筑,一看就是多快好省的产物。这天中午跟往常每个中午一样,我们围着一张张矮桌子,守着空饭碗饭盒消食,闲聊,男兵女兵斗嘴调情,话你怎么听都行,听懂什么是什么。没人对刘峰正干的活儿感兴趣。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,右脚穿军队统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,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的设计,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。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,一起范儿人就歪,所以他有空儿就练几圈,练功鞋都现成。他榔头敲完,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,又用硬底鞋跺了跺,再敲几榔头,才站起身。他站直后,你对他身高的期待有所失望。他是那种人,坐着、蹲着个儿挺大,站起来你会在心里说:没高多少啊。毛病出在腿上,腿不长。不过翻跟头腿长累赘。他就是因为跟头翻得好给团里挑来的,原单位是某野战军的工兵营。刘峰的跟头是童子功。他的苦难童年在一个县级梆子剧团度过,山东的一个穷县,刘峰的话是“有人穷得光腚呢”!不进入那个梆子剧团学翻跟头,他也会有个光腚童年。

我正式跟刘峰打交道,是他调来半年后。我们跟随大部队拉练行军到川西北山区,扎营七天进行军事训练。假如说我们一年一度“扮演”一次真正的军人,也就在这七天。例行的打靶和投弹训练,都是此时完成。“扮演士兵”对我们是玩游戏,可以不练功,可以过枪瘾,可以把压缩饼干当零食,还可以在“摸哨”时当真打架摔跤。射击训练开始前,军训处简副处长选了两个警戒哨兵,站在靶场最外围,防止老乡进入,让子弟兵不长眼的子弹打了活靶子。我和刘峰入选。刘峰是志愿的,他来自野战军,不稀罕打靶,省下过枪瘾的机会给其他人;我是被大家一致推举,因为我射击一般算不出环数,子弹从来碰不着靶子边,大家怕我拖垮集体打靶成绩。

那时我差一个月十三岁,身高一米六一,体重三十八公斤,伫立于一九七二年的川西北隆冬,在军人和老百姓之间筑成一道血肉长城。密集的枪声从下午一点持续到四点,我从站岗到“跳岗”,为了脚不在这三小时内生出冻疮,我不得不把舞蹈课的小跳组合挪用到此时。一排靶子插在一片红苕地里,红苕已经被起过了,黑了的藤子秧子摊得如同烂渔网。舞蹈教员杨老师的大手表戴在我腕子上,我跳三五分钟看一眼,意识到孤单、疲惫和寒冷能使五分钟变成一辈子。四点过五分,枪声完全静下来。打靶应该四点整结束。一只肥嘟嘟的田鼠从我脚边跑过,我目光追着它,不久发现田坎下有个圆润光滑的洞。我想参观一下洞内,便趴下身,用本该警戒四野的高倍望远镜往洞里看,却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捡了根树枝伸到洞里骚扰,一边学猫叫,不知田鼠跟猫是否敌我关系。此时“啪”的一枪,子弹擦着我头顶的榆树梢过去,吹了一声哑哨。打靶不是结束了吗?半分钟不到,又是“啪”的一枪。我还没想明白,就被人从地上拎起来,扭过头,看见一张白脸,两腮赤红,嘴吐蒸汽。我似乎是认识这张脸的,但因为它被推成如此的大特写而显得陌生。他说话了,口气很冲:“你怎么回事儿?!怎么把老乡放进靶场了?!”山东口音提醒了我,此人正是另一个警戒哨兵刘峰,他另一只手还架着个驼背老太太。老太太显然是在我骚扰田鼠的时候溜进靶场的,似乎挂了彩,哼叽着,顺着刘峰的手往下瘫,最后黑眼球没了,眼皮夹缝里只剩两线灰白。刘峰“大娘大娘”地叫喊,我吓得不省人事了。下一个印象,就是刘峰抱着老太太在我前面飞奔,一面大声说:“太不负责任了!玩儿心那么重,像个当兵的吗?!……”对面山坡上飘着红十字旗帜,刘峰是把老太太往战地救护队抱。我跟在后面,一边跑一边摔跤,两个腮帮上都是泪,是摔出来的或是吓出来的,还是被刘峰骂出来的,现在我想,应该做全选。刘峰和我把老太太送进急救帐篷,正在“扮演”战地救生员的门诊部医生护士们围上来。接下去的印象就是刘峰和我在棉门帘外面等噩耗。一会儿,刘峰站累了,蹲下来,仰起脸问我:“十几?”我蚊子似的哼哼了一声“十三”。他不再说话,我发现他后领口补了个长条补丁,针脚细得完全看不见。棉门帘终于打开,急救军医叫我们进去看看。我和刘峰对视一眼,是认尸吗?!刘峰哆嗦着问子弹打哪儿了。医生说哪儿也没打着,花了半小时给老太太检查身体,身体棒着呢,连打蛔虫的药都没吃过,更别说阿司匹林了。可能饿晕的,要不就是听了枪声吓晕的。

我们伸头一看,见老太太捧着个军用水果罐头,一勺舀两大块糖水菠萝往嘴里塞。刘峰扽扽我,我们俩赶紧钻进棉门帘。刘峰对老太太又敬礼,又道歉。老太太呼噜呼噜地吃喝,专心给自己压惊,顾不上理会我们。

急救护士轻声说我们运气好,真打着她,她一家老小就不用吃红苕了,全都到文工团吃军粮去了。

回到我们驻地,故事更清楚了。贝斯手曾大胜跟人打赌,剩下几枪,他一定打出三个连续十环。所有人都打完了,曾大胜一人还趴在那里,半自动还剩两颗子弹了,他瞄了三分钟,一弹未发,向身后的军训科副科长借了条手绢,遮住一只眼睛,再开始新一轮瞄准。有人打趣说,这一枪,不打十环对不住科长的漂亮手绢。另一个嘴更损,说,十环还值得这么瞄?这一枪非打出十一环来!曾大胜跳起来,跟说风凉话的踢打一阵,再开始第三轮瞄准。到此时,七分钟已经过去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打靶已经结束,离开了岗位。

当天吃的晚饭是红苕米饭,大葱炒红苕片,红苕蒸咸烧白(扣肉)。说是本地什么都不产,只产红苕,那个老太太偷越打靶警戒线,是为了在起过红苕的田里再刨一遍,一般总能收获漏起的小红苕或者被铲断的半截儿红苕。我们中一个人醒悟说,闹半天刘峰救的不是普通老百姓,是个偷刨公社红苕的落后老百姓!另一个人说,还让落后老百姓骗吃一顿糖水菠萝,那可是首长的拉练特供!又有人说,军民鱼水情对落后人民白唱了吧?话剧队的老唐山说,刘峰错叫了大娘,人家才不是大娘呢,听门诊部宣传员说,前天大娘还领了免费避孕套呢!大家都哈哈哈,刘峰这回当错了好人,站错了队,救错了人……

刘峰抱着特大号茶缸蹲在一边,往嘴里扒拉着红苕米饭,等大家说完,他开口了,说什么先进、落后的,不都是老百姓吗?落后老百姓就该让老曾打十环?再说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,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,饿你们一冬,看你们落后不落后,偷不偷公家红苕?

我凑到他身边,想说谢谢什么的,又觉得该谢谢他的是那个落后老百姓。刘峰脸对着大茶缸说,这儿的红苕真不一样啊,嚼着跟栗子似的。你个小穗子,就因为你贪玩儿,这么好的红苕大娘今晚差点儿吃不上了。

那以后,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,修理改善,哪里就有刘峰。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歪了,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。他心灵手巧,做木匠是木匠,做铁匠是铁匠,电工也会两手。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,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。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。

我们跟刘峰真正熟识,是在他当上我们毯子功教员之后。我们每天最痛苦的时间不是早上跑操,不是晚上政治学习,也不是下午听传达文件,而是每天上午七点的毯子功课。我们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,最小的十二,排成一队有六七八米长,毯子功一个半小时,我们一个个由刘峰抄起腰腿,翻“前桥”(前软翻),“后桥”(后软翻),“蛮子”(侧空翻),“跳板蛮子”。尤其“跳板蛮子”,他得在空中接住我们,再把我们好好搁在地上。我们恨毯子功,首先是我们觉得它无用,其次是我们胆小,给跳板弹几米高再一个跟头翻下来,整个人经过刹那的恐怖休克,都不知道怎么落了地。因此只要刘峰提醒一句:“腰里使劲儿,啊。”我们就会给他白眼,越发不使劲,全由他搬运。

我们停止给刘峰白眼,是他当选全军学雷锋标兵的时候。当标兵本来不招人嫉妒,但它的后果太好,比如入党、提干,提了干后果更好,可以谈恋爱结婚分房子生孩子。所以人人明争暗夺当标兵。入党对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,重要的是政治待遇,以及由那待遇生发的优越感,有些文件只有党员配听。听文件也不是重要的,重要的是当这帮党员拎着马扎,齐刷刷向小排练室操步,个个一脸的国家大事,把目送他们的我等进步青年看成虚空,那真是让我们顶眼红,顶妒忌。

我们中的郝淑雯是最后一个对刘峰收起白眼的。郝淑雯是那个把我们集体平均体重提高的丰满女兵,一米六九,还没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体温的冲击波。她是一位空军首长的女儿,父亲手下一个师的高射炮兵。郝淑雯活着的每天都要有人帮忙,骑车上街不会下车,就临时叫住一个过路人帮她扶住车后架:“哎,老乡!扶一下嘛!”男老乡们当然都会奋不顾身冲上去扶这个美色扑人的女兵。扶完还意犹未尽,巴不得扶两下、三下。自从来了个谁的忙都帮的刘峰,郝淑雯便每天“刘峰”不离口。有时郝淑雯的忙很难帮:缝被子把针丢失在棉花套里,让刘峰帮她棉絮里捞针。

刘峰被选为我们军区的代表,去北京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,我们这才意识到,每天被我们麻烦的人,已经是全军的明星了。他从北京回来那天,我们女舞蹈队两个分队都坐在冬天的阳光下学文件,不知怎么冲着归营的标兵全站起来了。接下来更有趣的事发生了,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。

刘峰顿时脸红,看样子是要掉头往大门外逃。但是他马上确定整天胡闹的女兵们此刻一点儿也不胡闹,有她们眼里的真诚崇拜为证。一向遭我们冷落,因此试图用冷漠呆板战胜我们的何小嫚也动人起来,朝刘峰睁着两汪墨水似的大眼睛。何小嫚整个人可以忽略不计,就那双眼睛长对了,黑得就像秘密本身。

“学习哪?”刘峰说。

还是老老实实的,就这样问候我们。好像我们是他在村口碰上的一群纳鞋底的姑娘媳妇儿,正碰上他进村,搭讪一句:“做活儿呢?”

刘峰军装口袋上别着三等功军功章,真金子似的,在冬天的微弱太阳里给我们增加了亮度和温度。某个二百五带头,我们挨个儿跟刘峰握起手来。这个刘峰,一手还拎着个沉重肮脏的行李袋,一只手给这么多人握,供不应求地握。他终于把行李袋扔在地上,咣当一声,里面的大茶缸摔疼了。刘峰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多用大茶缸,吃喝洗漱都是它,男兵们开玩笑说,还可以用它舀水救火。

郝淑雯握着刘峰的手说,《解放军报》上登了他们会议的照片,她在上面找过他呢。

家在北京的女兵,父母混得还行的,都在刘峰的行李里添了份重量。于是他在握手时对北京女兵说,你家给你捎东西了。

我是唯一没上去握手致敬的。第一,我自己因为谈纸上恋爱被记了一过,跟刘峰这样的大标兵是正反派关系。第二就是,我面对刘峰这个严重缺乏弱点的人有点儿焦虑。我好像在焦虑地等待一个证明:刘峰是真人的证明。太好的人,我产生不了当下所说的认同感。人得有点儿人性;之所以为人,总得有点儿人的臭德行。比如找个像何小嫚这样的弱者捉弄捉弄,在背后说说郝淑雯这类强者的坏话;甚至趁人不备,悄悄地飞快地倒点儿炊事班的香油;更甚者,坚决不买牙膏,轮流偷挤别人的牙膏。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。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,想看他犯点儿错,露点儿马脚什么的。虽然我当时只有十五岁,偶尔也会有心理不光明的时候。后来果真出了“触摸事件”,我的焦虑等待才算等来答复。

不过那个暖洋洋的冬天下午距离事件的爆发,还有好几年。他看见了欢迎人群外的我,走过来说:“萧穗子,你爸也给你捎东西了。”他的正宗侉味儿从“捎东西”三个字里丰润地流露出来。

…………

那时假如一个男兵给一个女兵弄东西吃,无论是他买的还是他做的,都会被看成当下所说的示爱。一九七六年春节,大概是大年初二,我万万没想到刘峰会给我做甜品吃。我被堵在了宿舍里,看着对同志如春天般温暖的刘峰,头晕眼花。把我的情书出卖给领导的那个男兵在我心里肯定粪土不如了,但不意味着任何其他男兵都能填补他的空缺。我晕晕地笑着,脸大红,看他把一个煤油炉从纸板箱里端出,在我们仨人共用的写字台上支好,坐上一口漆黑烂炭的小铁锅。锅盖揭开,里面放着一团油乎乎的东西。他告诉我那是他预先和好的油面。他还解说他要做的这种甜品,是他老家的年货,不逢年过节舍不得这么些大油大糖。说着他对我笑。刘峰的笑是羞涩的、谦恭的,笑大了,还有一丁点儿赖,甚至……无耻。那时我会想到无耻这层意思,是十六岁的直觉。现在回忆,他的谦恭和羞涩是有来由的,似乎他冥冥中知道“标兵”不是个本事,不能安身立命,不能指它吃饭。这是他的英明,他的先见。他又笑笑,下巴指指手里操作的甜品,土家伙,不过好吃,包你爱吃!我心里空空的,他的每句侉音十足的普通话都在里面起回音。刘峰也干这个?用弄吃的示爱?……在我混乱并阴暗的内心,主要感觉竟然是受宠若惊。刘峰不单是团干部,人家现在是党委成员了。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一个油纸包,打开,里面是一团黑黢黢的东西。一股芝麻的甜腻香气即刻沁入我混乱黑暗的内心。他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小坨儿,在手心迅速捏扁,填上黑黢黢的芝麻糖,飞快搓成一个大元宵,又轻轻压扁。我看着他开作坊般的熟练动作,连他复员转业后的出路都替他看好了:开个甜品铺子。锅里的菜油开始起泡,升起炊烟,他说,把你们全屋的人都叫来吃吧。我放心了,也失望了,为自己的自作多情臊了一阵。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兵家都不在成都,一个是独唱演员林丁丁,家在上海,另一个就是香艳性感的郝淑雯。刘峰又说,他其实已经招呼过林丁丁了,中午她在洗衣台上洗被单,他就邀请了她,没明说,只说晚上有好吃的,四点钟食堂开饭少吃点儿。原来丁丁是他请的头一个客人。他又接着说,小郝馋嘴,早就跟他央求弄吃的了。哦,看来第一个受到邀请的是郝淑雯。郝淑雯跟哪个男兵要吃的会要不来?她动手抢他们都欢迎。

我看清了局面,三个同屋,蹭吃的是我。我问,那小郝人呢?他说放心吧,她一会儿准到。他推开窗户,窗外是一条没人走的窄巷子,排水沟又宽又深,偶然有起夜的女兵偷偷往里头倒便盆。沟那边是一所小学的围墙,从来听不见念书声,总是咚咚锵锵地敲锣打鼓,给新下达的“最新指示”报喜。围墙非常老,砖头都粉化了,夏天苔藓绿丝绒似的,偶尔冒出三两丛野石竹。刘峰手和嘴都不停,话已经转到我父亲那里去了。他从来没见过我父亲这样的人,穿衣打扮举手投足都跟他认识的人不一样。有点儿古怪,嘿嘿……穿那种深灰毛料,上面还带细白道道,头发老长,打弯儿,脑后一排头发撅在后衣领上,头油都蹭上去了。像个旧社会的人。不是劳动改造了七八年?那要是不改造呢,不更怪?我说,怪也不该改造啊,还不让人怪了?!

“对嘛,所以给咱叔平反了呀!”

我蒙了一会儿闷儿,才明白他的“咱叔”是我爸。刘峰的样子是很称心很解气的,终于摆平公道了,他为我爸称心呢。

下面又是他的原话:

“别往心里去。那些人说你这个那个的,别上心。你爸是个好人。你爸真是好人。这谁看不出来?小穗子,挺起腰杆做人,啊?!”

还是那种乏味语调。但说完他看着我,目光深深的。

就算以后的日子我记不住刘峰的长相,他的目光我也别想忘掉。

…………

在我过去写的小嫚的故事里,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,让她苦尽甘来,跟一个当下称之为“官二代”的男人走入婚姻,不过是个好样的“二代”,好得大致能实现今天年轻女人“高富帅”的理想。几十年后来看,那么写小嫚的婚恋归宿,令我很不好意思。给她那么个结局,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作践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?十几年后,我又写了小嫚的故事,虽然没有用笔给她扯皮条,但也是写着写着就不对劲了,被故事驾驭了,而不是我驾驭故事。现在我试试看,再让小嫚走一遍那段人生。

要是在我那堆老照片里好好地勘探,能把何小嫚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找出来。照片上的何小嫚穿着没下过水的新军装,军帽把头发全罩在里面,扫马路女工戴防尘帽的戴法。照片是她入伍后的第一个礼拜天照的,眼睛看着前方,并不是看着摄影师钻在遮光布里的前方,而是把自己的来路历史全切断而光明都在前方的那个前方,紧抿嘴唇,嘴角劲儿使得大了点儿,当年时兴这种李铁梅亮相口型。何小嫚是一九七三年的兵,我那时已经被人叫成“萧老兵”了(也可以听成“小老兵”)。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,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。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的一样方正,一样硬邦邦、不温暖。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,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,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四十五秒钟。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,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,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。一九七三年春天,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十人,一间简易营房里摆十二张通铺,头一个铺归班长,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。萧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。何小嫚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:军帽戴到脑门儿,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,乍一看是小男孩。两周有人就发现了问题:何小嫚从来不摘军帽。熄灯号吹响,她的帽子还在头上。

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。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:“一定是个瘌痢。”

那帮新兵都十五六岁,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儿,想找什么玩儿一玩儿。于是有人提议,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,用木枪把何小嫚的帽子挑开。很快发现这么玩儿可能会玩儿大:万一挑不准,挑到眼睛上,或者手上轻重不对,木枪杵伤她,那就玩儿大了。新兵连是什么地方?是退货的地方:一旦发现残次品,哪里来的退回哪里。所以新兵训练三个月是一段试用期,谁也闯不起祸,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,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,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。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瘌痢,不值。

一周过去,何小嫚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。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,挂着军装军帽,“错戴”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。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,从通讯团来的。只有她一个人戴手表,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。我们打起她闹钟的主意来。一听我们要借闹钟,班长马上拉起防线,问我们“想干什么”,但口气已然断定我们“干不出好事”了。她一对小眼白着我们,笑笑:“不借。”倒是干脆。不借我们也有办法,偷偷把她闹钟的闹铃上到五点五十八分,比起床号早两分钟。两分钟足够我们开灯,让何小嫚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。

新兵们密谋,一旦听到闹钟铃声,就由何小嫚右边的人“错戴”帽子。

第二天一早,比起床号吹响早两分钟,新兵班长的闹钟闹起来。营房里还是黑夜,何小嫚右边的邻居一纵身跃起,同时向左边伸臂,抓下左上方挂着的军帽,立刻扣在头上,与此同时,另一个新兵跳到门边拉灯绳。就在新兵班长咕哝闹钟怎么会响铃的时候,灯光大亮,所有人都向何小嫚注目。我们都以为会看到想当然的一个瘌痢头,但大家全失望了,或说比真看到瘌痢还惊讶:何小嫚的头上不仅长着头发,而且一个头长着三个头的头发。让我试试另一种形容:何小嫚的头上是一个头发的荒原,或者,头发的热带雨林。那样不近情理的茂密,那种不可遏制的充沛,似乎她的瘦小身体所需的能量摄入极有限,而节余的能量都给了头发,那一头怒发冲冠是她生命能量的爆破。我们所有人是应该喜欢甚至羡慕这头发的,可我们都有点儿怕这头发,这头发跟我们比,太异类了,细看它的每一根都带无数小弯,每一根都茁壮油黑,我们一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喜欢太异端的东西。终于有人对何小嫚的头发发言了:“哟,这是头发呀?!怎么长的呀?!”明明是质疑的。质疑者姓林,叫丁丁,她是新兵训练中期来的,新军装里还系着一条大花纱巾。她孩子气地把手指尖伸到何小嫚的头发上,一摸,赶紧缩回,看看手指:“不是染的吧?”何小嫚把自己的头挪开一些,挪到距林丁丁手指安全地带。林丁丁接下去又说:“也没烫过?”何小嫚摇摇头。丁丁又说:“怎么长成这样了?”明明有点儿嫌恶了。

从此我们有了个基本态度,对何小嫚的头发的微微嫌恶。

后来何小嫚告诉我,当年她跟接兵首长和其他新兵在上海登上西行的火车的时候,送行的只有母亲。母亲想在女儿远行的前夕再做一回亲妈。火车晚上发车,母亲的送行从上午就开始,开始在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。母亲替女儿寄存了不大的帆布旅行包,然后领着她来到淮海路上。有一家叫“鲜得来”的小馆,做的排骨年糕名气极大,店堂里坐不下,大部分人都端着盘子站在马路上吃。母亲就在马路上宴请女儿。她只买了一客年糕,让小嫚吃,自己一手端着一碗汤,一手端着个放辣酱油的碟子,不时提醒女儿:“蘸点儿作料呀!喝口汤呀!”没有餐桌,母亲宁愿做女儿的餐桌。吃完午饭,娘儿俩又去逛公园。二月天出了个四月大太阳,母亲在复兴公园的草地上铺了张报纸,让女儿坐上去,由她来为女儿梳辫子。小嫚的头发难梳,母亲把她梳得疼极了,比弟弟揪的还要疼,疼得她眼泪盈眶。父亲活着的时候,她最怕母亲给她梳头,宁可由父亲用条手绢马马虎虎把她头发扎成一大捆。自从做了拖油瓶被拖进继父家,她便开始想念母亲梳头的疼痛,但母亲再也没心思没时间花在她的头发上了。母亲给她梳头简直就是跟她的头发打仗,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镇压,最终把那一头不断抗争的头发全部制服,从头顶到辫梢编成了花儿,告诉她那叫“麦穗花儿”,也叫“法国辫子”。她问为什么叫法国辫子。母亲柔声说,也是别人告诉她的。小嫚猜“别人”就是她的爸爸。母亲此刻在想她的亲爸爸,母亲跟小嫚单独在一起的时候,看见小嫚的相貌和体征替她的亲父亲活下来的时候,就会想念她那个软弱善良的前夫。前夫的好大一部分活在小嫚身上!二月的阳光里,他们一家团聚了,只是缺席了小嫚的亲父亲。

“你知道你这种头发叫什么头发吗?”母亲突然问。

女儿不知道。

“叫纱发。中国人难得长这种头发。”

小嫚还认识一个长这种头发的人,她的好爸爸。母亲还不止一次说过,贵人不顶重发,这么厚这么重的头发,只长在苦命人头上。

我们看到的何小嫚,就是把母亲的手艺藏在军帽里的瘦小新兵。我们怎么会知道,小嫚想尽量长时间地带着母亲的痕迹在我们这群陌生人中生活。对于她,母爱的痕迹,本来就很少,就浅淡,法国辫子也算痕迹,她想留住它,留得尽量长久。两周之后,辫子还是保持不住了,她在澡堂的隔扇里拆洗头发,却发现拆也是难拆了,到处是头发的死结。她把核爆炸蘑菇云一般的头发塞进军帽,跑到隔壁军人理发店借了把剪刀,把所有死结剪下来。我们要揭晓她军帽下的秘密时,正是她刚对自己的头发下了手,剪了个她自认为的“刘胡兰头”,其实那发式更接近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。

直到九十年代我又见到何小嫚,了解了从童年到少年的她是怎么回事,我才醒悟到她是怎样热爱上发烧的。也许小嫚是我们女兵当中最羡慕也最妒忌林丁丁的人。丁丁让很多人疼爱着,就因为她层出不穷地害着各种小病。我们也爱流传那些丁丁生小病的笑话,比如她说自己咳嗽好多了,就是“蛋”很多(上海话“痰”和“蛋”谐音),叫她生病多吃水果,她说“蹶子”(橘子)维他命多,就是容易生“蛋”(痰)。常常是两只小白手捧着胃,那就是又胃气痛了,一问,她会用七成上海话三成普通话说:“这只胃胀得像只球!”我们下部队演出吃招待宴会,有人吃美了,便会招来警告:“当心把这只胃胀成一只球!”林丁丁的病都不大,可都是真病,一旦她那只胃胀成了一只球,人们眼看她把胃舒平脆生生地一把把嚼成花生米。有次她的独唱马上要开幕,胃气痛又来了,卫生员当时没有针灸银针,用了两根粗大的别针深深扎进她的虎口,那一刻所有人都疼死她了。尤其刘峰,疼她疼得一肚子柔肠化成了水。这是“触摸事件”爆发后我们回想推测的。

此刻最羡慕丁丁的就是何小嫚。她对病的渴望由来已久。自从她父亲自杀,她就再也不是任何人的掌上明珠,只有在生病时才能被母亲短暂地宝贝一会儿。她看着我们像碉堡一样围着林丁丁,她自己也是碉堡的一块砖石,林丁丁此刻是团首长们不折不扣的掌上明珠。

在一次下部队演出途中,何小嫚如愿以偿地发起烧来。我们住的县城招待所昏暗寒冷,卫生员从她嘴里取出体温计,就开始了下面这段著名对话。

何小嫚:“多少度?”

卫生员:“不知道……”

何小嫚:“那你快看啊!”

“看不清!”

何小嫚:“再不看就凉了!”

卫生员和我们都不懂什么“凉了”。

卫生员拿着体温计往门外走。何小嫚急得叫起来。

何小嫚:“哎,你出去干什么?!”

卫生员:“这个鬼地方白天不发电,屋里看不清啊!”

何小嫚:“你不能出去!……”

卫生员无语,愣在门口。

何小嫚:“出去了体温表不就更凉了吗?”

当时我们在午睡,被她如此愚昧的话惊醒,又都笑了。她对医学和医疗设备实在愚昧得可以。我们说,你以为体温计跟馒头似的,出笼就会凉下去?

卫生员从屋外回来,报告何小嫚的体温为三十九度六。何小嫚还是遗憾,说在屋里肯定更高。

那次我们原谅她的原因,是因为我们都认为烧到三十九度六的脑袋,一定是晕的,不可以与之较真。当天晚上,小嫚摇摇晃晃地起床,幽灵一般飘到后台,打算化妆参加演出。下部队演出我们人数是有限的,一个大型集体舞没有人顶小嫚的缺,这是领导批准小嫚请战的原因。领导还布置我们女兵为她梳头、化妆、穿服装。那两天何小嫚在高烧和退烧药逼出的大汗里度过,身体头发热腾腾的,整个人都馊透了。我们中有人说:“像炊事班揭开一笼屉碱小的馒头!”

“什么呀?”小郝说话了,她正在梳何小嫚那一头黏手的头发,“压根儿就忘了放碱!”

我们都恶心地笑起来。何小嫚也跟着我们笑,有点儿笑不动,但此时若不跟着大家丑化自己,会很孤立的。无论如何,那次她被我们七手八脚、嬉笑怒骂地伺候了一回,做了一会儿团首长的掌上明珠。当晚开演出总结会,副团长提到何小嫚的名字,说要不是小何同志头重脚轻地主动走进化妆室,那个大型舞蹈的队形还真就得开天窗。副团长号召大家为“轻伤不下火线”的小何同志鼓掌。何小嫚眼圈红了。她听出那热烈掌声基本是真诚的。

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公开地歧视她,对她的不可理喻还在逐渐发现中。比如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,躲着人再吃另一半;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儿她会舔舔又包起来(因为成都当年买不到糖果,嗜糖如命的我们只好买元宵馅儿当芝麻糖吃),等熄了灯接着舔;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,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,等等,诸如此类的毛病其实没被我们真看成毛病,女兵里这类小毛病太普遍。

让我们对她的歧视发生重大升级的一件事是这么发生的:

这天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晾出一个乳罩,照例也被盖在一件衬衣下面。我们当时很有廉耻心,对“男女有别”别在何处这类问题都含混处理,所以从不公开晾晒那些遮挡我们“有别之处”的私密内衣。那天风大,当遮羞布的衬衣被刮掉了,被它掩护的乳罩于是赤裸裸地在风里起舞。我们政治学习刚结束,像一群圈疯了的马驹,以踏平一切之势,奔腾出门,突然都停住了。那个乳罩不仅在大风中勇敢独舞,还暴露出两个半圆凹陷里垫塞的黄颜色海绵。我们再瞥一眼,发现那两块海绵是搓澡用的,大概也曾搓过澡,被挖下两块圆形,再被粗针大麻线钉在乳峰部位,看上去寒碜无比。几十年后的今天,到处可见丰胸广告,想垫什么直接垫到肉里去。可是谁敢在那年头丰胸?而且材质太廉价,手艺太粗糙,向往太无耻。我们不约而同相互看看,从视线高度就明白,大家都想看清,究竟谁的胸是海绵的。我们又不约而同缩起身体,红了脸,这无耻的向往弄得我们人人心虚,人人自危。

这种脸红今天来看能看得更清楚。那个粗陋填塞的海绵乳峰不过演出了我们每个女人潜意识中的向往。再想得深一层,它不只是我们二八年华的一群女兵的潜意识,而是女性上万年来形成的集体潜意识。上万年来,人类对女性诱惑力、生育力以及养育力的向往和梦想,乳房是象征,是图腾,如此便形成了古老的女性集体潜意识。对于乳房的自豪和自恋,经过上万年在潜意识中的传承,终于到达我们这群花样年华的女兵心里,被我们有意识地否认了。而我们的秘密向往,竟然在光天化日下被这样粗陋的海绵造假道破,被出卖!男兵们挤眉弄眼,乳罩的主人把我们的秘密向往出卖给了他们。

我们中的谁小声说,把它收了吧,丢人现眼!郝淑雯不让收,警告说:“谁碰它就是谁的啊!”她反而把那件被风吹跑的衬衫捡回来,盖上去,意思是保护犯罪现场。她向在场的女兵们递眼色,大家不动声色地跟着她进了小排演厅。这里供歌队和乐队排练,一架放在墙角的大钢琴就是我们的会议桌。围着钢琴站定,不少人笑起来。那种碰到天大荒唐事感到无语的笑,那种对于不害臊的痴心妄想怜悯的笑,还有纯粹是因为那乳罩太不堪了,不堪到了滑稽地步,因而惹我们发笑。郝淑雯开始叫我们严肃,不久却成了我们中笑得最撒欢儿的一个,一屁股跌坐在琴键上,钢琴轰的一声也笑开来。笑过之后我们一致通过小郝的提案,今晚必须将乳罩的主人拿下。从衬衫和乳罩的尺寸上,我们把侦查范围缩小到女舞蹈二分队。

接下去,郝淑雯在窗户朝前院的宿舍布下暗哨,看究竟谁来收取这件衬衫和它下面的下流“勾当”。开晚饭了,专门有人给放哨的人打饭。晚上排练,没节目可排的人坚守哨岗。快到熄灯时间了,那件衬衫和它掩护的“勾当”在路灯光里,成了孤零零的旗帜,风力小下去,它们也舞累了。大概衬衫和乳罩的主人知道我们设下的埋伏圈,宁可舍弃它们也不愿暴露自己。但有人觉得不大可能,每个战士一共拥有两件衬衫,冬夏两季发放被服各发一件,但必须以旧换新,舍弃一件衬衫就是永远的舍弃,换洗都不可能了,未必此人从此不换衬衣?

十一点多了,埋伏的夜哨也困了,猎物却仍不出现。值夜哨兵叫醒郝淑雯,说就算了吧,恐怕有人泄密,这家伙宁死不进套。小郝没好气地嗯了一声,表示批准。值夜哨兵正要退出我们宿舍的门,感觉有人轻轻走进了走廊。走廊的木头地板跟各屋一样,都很老,七八十岁了,所以跟所有房间的地板筋络相连,只要有人从走廊一头进来,所有屋里的地板就会有轻微的神经感应。“哨兵”伸头往走廊看去,看见一个瘦小、蹑手蹑脚的身影在昏暗中移动。“哨兵”吼了一声:“不许动!”

郝淑雯以标准的紧急集合动作,从床上到走廊只用了半秒钟。同时走廊的灯被哨兵打开,灰尘和蛛网包裹的混浊灯光里,何小嫚手里拿着那件衬衫已经走到她们宿舍的门口。小郝立即还原成当年接兵的年轻首长,威严而慈祥:“等一等!”

何小嫚等着。郝淑雯对她身边的哨兵摆了摆头。哨兵当然明白“首长”要她去干什么。她跑上去,缴下何小嫚的衬衫,但她马上就懵懂地扭过头,看着穿睡衣睡裤紧跟上来的郝淑雯。衬衫是那件,没错的,但这不重要,重要的是它掩护的那个下流“勾当”!要拿下作案者,必须人赃俱在,现在勾当不见了!郝淑雯从“哨兵”手里接过衬衫,不动声色地搜查一番,同时审问就开始了。

…………

女兵们对何小嫚的歧视蔓延很快,男兵们不久就受了传染。至今我还记得一九七六年夏天的恶热。在大变革前夕的非人酷暑中,为“八一”节排练新舞蹈:红军飞渡金沙江。舞蹈的高潮是所有男舞者把女舞者托举起来,女舞者一腿跪在男舞者的肩膀上,另一条腿伸向空中。所有人都被自己的汗水冲淋,地板湿漉漉的似乎也跟着出汗。平时就爱出汗的何小嫚看上去油汪汪的,简直成了蜡像,正从头到脚地融解。快要到托举了,录音机里的音乐越发煽情,军鼓铜管一块儿发飙,女舞者们起范儿,男舞者们趁势托腰,一个半旋,所有女兵都是“楚腰纤细掌中轻”地舞到男兵手臂上,而录音机突然哑了。编导杨老师从他坐镇的藤椅上站起,我们都看见藤椅座上留了个湿漉漉的臀部印记。杨老师问那个跟何小嫚搭档的男舞者怎么的了。这是个北京兵,叫朱克,已经持续闹了三年转业,他回答杨老师说,他没怎么的呀。杨老师一手用毛巾擦汗,一手舞动着半截儿香烟,把托举动作的要领又细说一遍,烟灰飘在我们的汗上。然后他跟所有人说:“我知道大家都很热,但是请不要恨我,恨害得你们重来的人。”

他把烟头塞回嘴角,一边回到藤椅前,在湿漉漉的臀部印记上坐下来。操控录音机的人摁下开机键,音乐再次飙起,杨老师大喊一声:“开始!”

我们再次起范儿,重复那套动作,音乐却又停了。杨老师将烟头往脑后的窗外一扔,指着朱克和何小嫚。

“你俩怎么回事?!”

何小嫚看着嘴冒青烟的杨老师,又看看朱克。

朱克说:“举不动。”

朱克闹了三年转业,不好好练功,整天练健美,往那儿一站就是针灸肌理塑像。

杨老师看了他一会儿,说:“你这么闹,就更不会让你转业。”

朱克说:“我闹什么了?闹肚子,没劲儿,再给人家摔坏了呢。”他下巴歪歪,意思他罢工是为了何小嫚好。

杨老师说:“举不动可以,至少把动作来一遍。”

大家再一次重来,起范儿,托腰……杨老师噌地站起来,藤椅小而杨老师块儿大,本身是靠藤子的弹性将偌大的臀部挤进两个扶手之间,现在起身起得太急,加上汗水和空气湿度把他和藤椅都泡发了,因而他向朱克逼近的几步,藤椅的两个扶手仍然夹在他屁股上。

杨老师走到朱克跟前,夹住他的藤椅才咣当一声掉下来,翻倒在地板上。杨老师这才意识到刚才的狼狈,回身一脚踹在藤椅上。地板被我们的汗润滑,藤椅顺着那滑溜劲向墙根溜去,又被墙根撞了一下,弹回来一尺远。

我们都知道杨老师为什么急成那样。朱克刚才大致做了一遍规定动作,但他做他的,跟何小嫚毫无关系,手离何小嫚的身体数尺远。

杨老师让所有人原地休息,把朱克和何小嫚单独调度到大厅中央。又胖又高的杨老师在这种天气最是受罪,无端也有三分火气,此刻火得两拳紧握,胳膊肘架起,看上去是京剧的花脸提铜锤的架势。我们估计那是因为他胳肢窝里全是汗,那样空着提铜锤可以让胳肢窝里多少流通点儿空气。

“朱克,你给我做十次!举不动,可以,不过其他动作一分折扣也不准打!小何,准备好……走!”

朱克却蹲下来,头抱在两手之间。
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?!”杨老师站在了朱克面前,嗓音几乎压没了,只剩牙缝儿里咝咝的出气声,响尾蛇发起致命攻击之前的咝咝声。

朱克向杨老师抬起痛苦的脸:“杨老师您行行好,给换个人吧。”

杨老师不明白。我们虽然热糊涂了,但还是有些懂朱克的意思。

杨老师此时四十五岁,是我们团第一号舞蹈权威,创作和编排舞蹈的才能使我们常常忽略他的体重。他转脸问何小嫚:“朱克说换谁?”

何小嫚不说话,根本就没听见杨老师的提问似的。

朱克又开口了,说:“您换别人托举她试试。”

杨老师叫了另一个男舞者的名字,要他跟朱克调换位置。这一位干脆笑嘻嘻地拒绝杨老师的调度。

杨老师:“你们都怎么回事,啊?!”

杨老师嗓子里那条响尾蛇又咝咝响地发出总攻威胁了。

朱克站起身,脸上的痛苦更深刻:“您老的嗅觉没事吧?闻不出来呀?”

杨老师瞪着朱克。男兵们开始窃笑。

朱克指着何小嫚:“让我托举她?多不卫生啊!您自个儿闻闻,她整个儿是馊的!”

大厅里静了一下,紧接着就笑声大作。

杨老师叫我们“安静”,叫了好几声,我们安静了,他说:“太不像话了!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同志呢?!还是个女同志!”

一个男兵怪声道:“朱克同志是爱卫生的。杨老师原谅他。”

整个这段时间,何小嫚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,比任何人都局外。意思似乎是,你们好好商量吧,总会商量出结果的,什么结果我都无所谓。

男兵们很理解朱克。我们那时多年轻啊,谁的身体里没有一条青春的虫在拱动?谁不被那虫拱得心底作痒?一旦我们身体里那条青春虫子拱得紧了,男女间哪怕以眼神触碰一下都是好的。一切都可以是触碰的名目,借自行车时交接钥匙的手指头在对方掌心多赖一会儿都是一种缠绵。男兵平时是不能随便触碰女兵的,触碰得有正当名目。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正当名目,这个“冒酷暑坚持排练”的响当当名目下,不仅可以触碰,还可以搂抱!手公然正当地搂抱在柔软纤细的少女腰肢上,那些纤细腰肢在那一瞬间也有了短暂的归属,我们身体里那条虫总算拱直了,总算声张了它存在的正当意义:难道不可以青春吗?我们这样一群矫健稚嫩的大牲口不就是青春本身?而青春本身能抵消多少罪孽!有了这样正当的名目,可以往正义搂抱里走私多少无以施与的缠绵?杨老师功德无量地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,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了,而朱克发现,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嫚。抱何小嫚比没的抱还糟。他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机会。

杨老师说:“那你告诉我,朱克,是不是换个人你就愿意举了?”

朱克不说话,但意思是:那可不,换谁都行。

杨老师抬起头来,扫视我们全体,但谁的眼睛也不跟他的目光对接。就在这时,何小嫚的新搭档出现了。从男舞者队伍的尾巴尖上走出一个人来,走到何小嫚身边,说:“杨老师,我跟朱克换位置吧。”

刘峰。我们的好刘峰。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馅儿,刘峰都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儿夹到自己碗里。他两手轻轻搭在何小嫚的腰上,等着杨老师下达“开始”的指令。

可是杨老师一动不动。也许我们对何小嫚的作践震撼了他,也许刘峰的仁慈感动了他。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意外,平常脏活儿累活儿都是刘峰抢着干,何小嫚不外乎也是刘峰的一份脏活儿累活儿。刘峰为大家做过的好人好事还少吗?这是又一次为大家做好人好事。杨老师似乎被这场奇怪的事件消耗尽了,突然就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,垂着头往排练厅大门外走去。走到门口,他才又想起我们还没有发落,转过身说:“解散。”

有人问解散了干什么。杨老师头也不回地走出去,一边说:“爱干什么干什么吧。”

在这样的毒热中,我们什么都不爱干,顶不爱干的就是排练这个动作激烈得抽风的大型集体舞。大家在半分钟内就散尽,唯有刘峰和何小嫚留下来。因为刘峰对何小嫚说:“咱俩练几遍,下次排练就走熟了。”

女兵们往大门口走,打算去拦截一辆卖冰棍的三轮车。女兵们总是把冰棍贩子拽进院子,然后把一车冰棍买空。从排练厅的窗口,能看见刘峰把何小嫚高举起来。排练厅的一面墙由八块镜子组成,镜子是次品,稍微拉开距离,照出的人形就是波纹状。舞蹈队一对最矮的男女在镜子里走形走得一塌糊涂,但十分协调般配。到了第二天排练,刘峰和何小嫚跳得默契和谐,被杨老师请出队列,给所有人示范。

示范结束,杨老师似乎想考考我们:“刚才他俩跳得怎么样?”

我们都说,不错不错。

“这说明了什么问题?”

没人答得上来。

“说明了只有他俩,还保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;我们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!”

杨老师是给我们逼急了,逼出这番豪言壮语。杨老师跟“白专”就隔着一根虚线,常常叫我们少摆高姿态,腿踢不上去,高姿态都是空的。杨老师今天豪言壮语没完没了。

“当年西南边境自卫反击战,就是我们这支队伍,把演出送到了最前线,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: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!……”

“三不怕臭。”朱克在下面小声补充。

“苦和死都不怕,还怕臭吗?”这是那天排练结束后男兵们的补充。当时他们在水房里洗冷水澡,等刘峰洗完出去后补充的。男兵们洗冷水澡的时候问刘峰:“味儿是馊得可以,不过抱在手里感觉怎么样?”刘峰的回答是:“低级趣味。”

后来发生了“触摸事件”,男兵们背地里说:“只低级没趣味啊——连那么馊的人他都要摸。”

……

——摘自中篇小说《你触碰了我》,作者严歌苓,原刊《十月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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